对于古人的这一观点,朱子表示只是此意。
在《哲学动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与《道德与文明》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5]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0页。
如果说希伯来传统更侧重于强调上帝的绝对性,那么儒家传统则不仅拥有事天接上的超越维度,同时注重经世接下的人道层面,即《孝经·感应章》所言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故张子曰‘乾称父,坤称母,言乾坤者人物之父母,而父母者人之乾坤也,盖一本万殊之理于斯著矣。[7]魏校曰:周公相成王,尊崇文王配天,乃严祖也,非严父也。[19]可见,这种庶民祭天的现象应是源于道教的玉皇信仰。[15]详细的表述为因亲事天,使士、庶人皆有享祀明堂之意[16],就是说普通人包括士、庶人都可以有将父考配祀于明堂的孝心。
[37]就儒家的礼乐观念而言,礼主于分,乐主于和,那么豫卦《大象传》的作乐,是否正提示在祭天配祖的活动中是主于天人之间的和谐和豫呢?并且,朱子指出:雷出地奋,和之至也。然而与此对立的观点,主张士庶皆可有配享之意,并指出其中蕴含着孔子以亲亲救尊尊的隐微意图,原因在于三代之后的天子发生德位的分离,而孔子之意在于褒崇美德。严父只是周公于文王如此称才是,成王便是祖。
但这一关系却降格成了与上帝之绝对关系的障碍。一般而言,王者功成而制礼作乐,例如周公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制定一套完备的周礼。关于主流观点的深刻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体现礼制的尊尊之义。如果考虑到作为至圣的孔子是有德无位,并且孔子之后两千年并无圣人出现,那么可以说,三代之后的天子/圣王彻底分裂为皇帝(位)与圣人(德)两种身份。
也就是说,成为天子或帝王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美德。[39] [宋]胡瑗《周易口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9页。
[11]意思是说,所谓严父是指属于武王的父考,而不是周公,——尽管武王与周公的父亲同为文王。[34] [宋]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8页。但是,这种观点隐含着一个矛盾:如果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孝亲之心是一致的,即庶人之孝心等同于天子之孝心,那么这一孝心为何在庶人身上就是僭乱之心?反过来说,如果这种极致的孝心在庶人身上是僭乱之心,而在天子身上则是理所当然,那么庶人的极致之孝心就不同于天子的极致之孝心,亦即自天子至于庶人,在孝亲之心上就不是一致的。[30] 马一浮这一思路的极端形态,就是晚清民国时期出现的以孔配天的主张,如马其昶提出:唐虞三代之祖,若黄帝,若颛顼,若帝喾,若契,若稷,若文王,皆圣人而在天位,其配天宜也。
因而以所谓感生帝与受命王诠释《孝经》中郊祀与明堂的观点,极有可能只是汉代的特定产物,而难以作为后世配祀的礼法。礼制有亲亲与尊尊两个维度,如果说周公以文王配祀以及宋代皇帝以父考配祀,是发自对父亲的尽孝之心,那么明堂之礼可以说是基于亲亲之义。其实,这也是关于祭天配祖模式的第一种解释与第二种解释之间的差异所在。然而在儒家传统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类似的冲突。
[22] 唐文明认为朱子在这里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意误读。从这一意义上讲,祭天配祖的配祀者就必须具备严格的要求,甚至须达到像魏校所说与天同功的高度。
宋代之后,主流儒者格外强调非天子不祭天,朱子更是对严父配天的言论提出质疑,认为孝亲之心不可逾越制礼之节。我们暂且不论现实中的礼制规定,单看在孝亲之心上,任何人都可以期望达到尽孝的极致,即都可以拥有严父配天之心。
换言之,亲亲不宜逾越尊尊。譬如唐、宋、元、明、清,除了宋代可分为北宋与南宋两段之外,都无法仿照东汉的郊祀与明堂的配祀模式。[28]在历史上,三代之后的天子身份发生了德与位的分离,身居天子之位的皇帝成为统治者的专称,而皇帝与美德之间不再有必然的联系。[20] [宋]胡宏《胡宏著作两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34页。 摘要:结合先秦儒家典籍的记载,《周易》豫卦《大象传》的祭天配祖或者说严父配天的观念,主要有两种解释模式,差异在于对亲亲与尊尊的不同侧重。(《朱子语类》,载《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29页)就此而言,不论朱子是否出于对《孝经》文本的有意误读[22],他所批评或关注的问题正是严父配天思想的关键所在。
[5]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0页。另一种说法是马端临的观点:宗祀文王则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盖于是时成王未毕丧,武王未立庙,故宗祀文王而已。
而如果是以先祖为本族作出的贡献与功绩之大小,作为配祀的标准,则主要突显礼制的尊尊之义。同时,人对于祖考的尽孝之心,可导源于对天地生生之德的领悟与报谢。
所以朱子质疑《孝经》关于严父配天的言论不是圣人之言,理由是其经文可能诱发天下民众的僭越之心。(《孝经集传》,第42页)可见,黄道周并不否定严父配天是天子之礼,但他同时强调任何人都可以尽孝显亲。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宋明以来的民间社会确乎存在庶民祭天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多是源于民间道教。参见[唐]李鼎祚著,张文智、汪启明、天塑整理《周易集解》,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65页。[32]然而问题在于,天帝与祖考并非等同,那么二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并且,这种说法会不会有类似于孟子所批评夷之的二本嫌疑?孟子云: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38] [明]蔡清著,刘建萍点校《四书蒙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5页
伯益建议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让他摄理百官事务,迎接来朝的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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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大禹谟》中谈道: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比起重视远方的珍宝,重视贤能的人才,国家才能安定。志自满,九族乃离的盛衰之道。不矜不伐日新己德领导干部能够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极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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